得益于认知科学对法官决策黑箱的破解，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的兴起使得法学家对法官、陪审员的实际推理过程有了更为直接和清晰的了解。
这就是说，此类所谓的物质性人格权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有别于其他类别的人格权（所谓的精神性人格权），不适用比例性原则。此外，私人信息应改为私生活信息。
我们常常所忽视的是，在一个所谓中立的数字化世界中，通过对行为的数字化算法决策与司法决策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人格权编尊严体系性 2018年8月下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这其中，透明度原则尤其重要，要防止出现出口与入口公开而处理过程却不透明的黑箱效应。而在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在当下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人脸支付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为此，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和补充。
损害赔偿以损害为中心构建，而精神损害赔偿则以加害人过错为核心。法典化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起草者的‘综合能力和判断力所能达到的高度。科学家可以通过大脑皮层活动的差异来区分真实记忆和虚假记忆，甚至读脑在技术上已经初步实现，这就为言词证据的评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人本来只有一个，不同的学科却赋予人以全然不同的形象，导致人文社会领域知识的严重碎片化——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预设着不同的人性观。认知科学在法律领域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具有颠覆性的部分在于它还为法律价值论辩提供一个科学的人性基础，从而对法律政策学（legal policy）或立法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出于这个理由，法学家们拒绝从外部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他们会主张法律实践本身是一项解释性或者论辩性的事业，只有带着参与者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事业。对大脑活动过程与个人主观感受相关性的研究则使得法院有可能运用认知科学技术来测度精神损害痛苦的强度，从而为刑法、侵权法中的损害或伤害评估带来新的视野。
但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理论问题上简单的比较式研究是无效的。然而在第二波浪潮中，景象却全然不同。
在不同社会与文化设定中，社会规范的内容可能会有细节不同，但这种文化差异以一致的内生道德与法律直觉为前提。在价值问题上，认知科学可以看做法学无声的序言，任何关于法律价值本身的争议都预设人的基本形象，都潜藏着对人类普遍决策模型的设想。认知科学的崛起似乎让人们又看到了理想实现的希望。法学教科书即法律学说的汇编，学生在法学院的学习内容也主要是从判例或制定法中归纳出来的指导性学说。
这种两边尴尬的境地使得法学面临着身份与智力的双重焦虑。确实如传统法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科学知识与方法不足以构成法学研究的完备基础，无法独立地提供意义与价值论辩的论据，但同时，法学者却同样忽视了科学研究在法律规约功能实现和价值正当性论证中的必要性。四、认知科学与法律的目的价值 如果说意义无涉的辩护无视了法律的规约与实践侧面，那么，价值无涉的辩护是否能够成立？对人类基本决策方式与行为机制的研究是否真的无助于我们为法律设定规范性的价值目标。晚近道德心理学的进展也表明，自然法不但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生物现象，人们先天就拥有内生的基本法律知识，正是这种先天的法律知识保证了自然法的客观性。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但牵涉到法学研究整体方法的转换与变迁，更关乎法学的智识尊严与学科地位。出于这种身份上的尴尬局面，法学家渴望自己的工作受到知识界同行的认可，捍卫自身学术尊严。
本文将借助法律与认知科学已有的研究进路与成果入手，从法律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两个角度论证，科学是法学知识必要的构成部分，并以此主张一种温和科学主义的法学研究进路，并倡导人文与科学垂直整合的法学观。当代伦理学家提出，道德理论与动物行为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由此，学者进一步指出，法学界须重视规范主义的研究进路，不能简单地以科学式的因果说明来取而代之。而在伦理学领域，神经元和脑科学为伦理学家揭示人类道德决策的过程，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和反省康德、休谟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揭示道德选择与情感、理智的关系。而在螳螂那里，为了对抗食物匮乏，雌性必须食用雄性螳螂，才能顺利繁衍下一代。在这波浪潮中，人文与社会学者试图以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脑科学、进化心理学等）上的最新进展来解答传统问题。换言之，人的先天心理直觉与后天的社会线索之间并非截然两分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生理过程与文化现象相互伴生，是能力（competence）和表达（expression）的差异。法律最基本价值的论证依赖于人类的基本事实，科学因此就对价值问题就拥有了发言权。
在它的研究视野中，并不存在学科分类，至关重要的只有问题本身，和全方位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与技术手段。在这里，人类形态与生理功能的生物学事实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规则——禁止伤害法则与财产规则，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解释。
在另一边，认知心理学上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的长足发展也开始让法学家质疑传统的功利主义式效用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的有效性。人类的心灵不再是无法被认识的黑箱，理智反思、美学感知、价值判断等诸多心灵活动失去了神秘性，传统人文学科也因此经正在经历一场智识去魅。
为了获得这种科学客观性，法学界一部分学者试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探讨法律问题，强调对法律过程、现象和问题的经验研究。其次是充分性主张，认为科学说明本身就能够给出彻底的价值指南。
沿着上述思路，法理学家一再重申，法学研究的对象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实在，它不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或‘物体世界，而是指‘事物、‘事情、‘关系的世界，。但是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看做是一种活动（activity），这种活动涉及人的各种生物、社会、智力与道德官能的合理发挥，是人类蓬勃焕发的活动。这就要求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获得某种普遍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成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家庭的一员。法律不但表达人类的根本价值，同时更是一种实现价值的社会治理工具。
最后，构成认知模式主张社会脚本决定人类行为，而法律则通过影响社会脚本来影响行为。另一方面，认知科学的进展也为言词证据准确性的评估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这种看法有着悠久的智力和思想渊源，究其根源，可上溯至两个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欧陆社会理论中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对同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批评。法律的认知科学研究也应当秉持一种学科间垂直整合的开放性态度，以问题为导向，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物质规律到意义探究都可以在法律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代认知心理学上的双系统理论 为现实主义的上述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快速的直觉系统以启发式判断对案件作出大致的判断，个人的偏好、情绪政治立场通过该系统地决策影响案件的定性，慢速的反思系统在接受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搜寻法律资料，并提供符合逻辑的论证来阐明并论证判决的结果。人类有理智选择能力、具备有限同情心、以大规模协作的形式来获取生存资源等生物学属性构成法律价值的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基本事实本身就等同于法律应当追求的根本价值。
就像莎士比亚所说不管玫瑰冠以何名，其芬芳依旧。例如，对螳螂来说，雌性螳螂在交配结束后吃掉雄性配偶并非（对螳螂而言）残忍的行为。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法学大致上也等同于所谓的法律学说（doctrinal theory of law）。休谟首次提出了是与应当的二分法。
问题的争点在于法学的性质与定位：这门学科究竟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从更宏大的视角看，法学中的人文与科学之争不过反映了人文与科学史无前例的知识大碰撞。一系列的实验经济学行为实验表明，人们在自利偏好之外还有很强的公平偏好，在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追求分配结果的公平性，有时甚至会为了公平的结果而导致自己受损。
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证明公平分配能诱发被试正面的快乐反应, 且公平感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一种情绪性反应。从这个角度看，自然法也有认知科学的基础。
法律认知科学的最新发展突破了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法律社会科学研究所体现的间接模仿式交叉学科模式。而在英美法理学领域，分析法律哲学家哈特对法律规则内在观点 的强调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一脉相通，他诉诸法律主体守法或司法时的主观态度或意图内容来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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